18 3月

没有我们的参与,不要做关于我们的决定:扭转慈善事业的动态势头

转载自《开放民主》

如果金钱是权力,那对金钱的管控应该民主化。如果向性工作者社会运动的拨款由性工作者自己分配会怎么样呢?这是我们关于金钱与社会转变系列文章的第八篇文章。

photo freedom fest

性工作者自由集会(印度,2012 年)

古语有云,‘金钱就是权力’,那该如何改变一个非政府组织或基金会里围绕金钱的权力态势呢?很显然,我们可以从引入更多的民主机制开始做起:例如,如果资助性工作者社会运动的拨款由性工作者自己分配会怎么样呢?这是红雨伞基金的愿景。

“那是我们的生活受到影响”,一名性工作者(匿名)最近向我说道,“性工作者应该成決策者,让我们的生活获得改善。我认为由性工作者来作出拨款决策是大有助益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了解哪些项目或团体能真正有效地带来积极变化。”

红雨伞基金正是把经历过压迫的人们变成资助组织领航人的组织新浪潮之一,而不是让他们去依赖那些声称能代表他们的精英人士。其他类似的例子还有 FRIDA(在全球范围内资助年轻的女权活动家)、残疾人权利基金(资助全球的残疾人组织)。

成立基金的想法源自 2008 年举行的一场研讨会,当时性工作者代表、人权基金会和其他倡导者聚集到一起讨论性工作及人口贩卖问题。会议建议之一是增加对性工作者小组和网络的支持。开放社会基金会 2006 年报告发现在 2005 年,资助性工作者小组的五大基金会资助总额少于 1,000,000 美元。

根据 2010 年收集的数据,多数性工作者组织规模较小,年预算少于 41,000 美元。在非洲南部,这个数字甚至更小,年预算少于 9,000 美元。大多数小组依靠短期的项目拨款,而预算中大部分是用于艾滋病相关服务,比如派发安全套。与组织长远发展及协调相关的成本常常被忽略不计。但从事此类社会运动的小组需要获得更多的拨款来组织、充实壮大、倡导变革。

红雨伞基金创立于 2012 年,是全球唯一一家性工作者所领导的资助机构。由国际领导委员会进行管理,该委员会由四家资助基金会以及性工作者权益运动代表组成。委员会设在 Mama Cash,成员任期为两年。红雨伞基金的使命是通过提供及促成拨款,加强及支持世界范围内性工作者权益运动。

为什么会使用“红雨伞”作为基金名称?红雨伞第一次被性工作者使用是在 2001 年意大利一场遊行中,用于引起公众对性工作者工作环境及权益侵害的关注。自此,红雨伞成为性工作者权益运动统一的重要象征。欧洲性工作者网络认为红雨伞既是美丽的象徵(红色),也代表着对歧视的反抗(雨伞)。

秉承旧时社会运动的精神,‘没有我们的参与,不要做关于我们的决定’,在红雨伞基金所作的每一个关键决策中,性工作者始终是核心力量。

这种决策机制如何发挥作用?

2013 年,基金收到来自 80 个国家/地区的 400 份拨款提案。基金工作人员作出初步筛选后,由同行评审小组作出所有相关决策,同行评审小组中 80% 的成员曾是或现在仍是性工作者。余下 20% 的成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同盟伙伴。2013 年,红雨伞基金拨出 25 笔款项,总额为 462,500 欧元。

Tracey Tully 曾是一名性工作者,在澳大利亚长大,目前是亚太区性工作者网络的协调员,工作地点在泰国。她是最新一届同行评审小组的成员:

“由性工作者本身组成的委员会美妙之处在于她/他们代表了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我们已经了解不同地区的性工作者需求不一,在决策过程中把性工作者聚集起来讨论问题可能会对未来的行动带来一点好处。”

在这个过程中,性工作者代表的组成非常重要,正因为那是提供给他们的支持,他们才能有效地参与。甄选过程形式多样,确保不仅将女性性工作者,还将男性、跨性别的性工作者纳入其中,而后两者经常被忽略。

拨款甄选过程也要确保来自性工作者权益运动的代表们的技能和经验能互为补充。例如,有些可能对本地活动的组织更有经验,而其他可能对全国或者国际性的活动组织更有经验。

为什么在决策过程中直接参与如此重要?Tracey 解释道:

政策专员和规划人员多独立作业,导致许多资助性工作者的拨款没有有效规划、落实。但这就是大多数议案的决策过程,在一个远离草根和他们所服务人群的办公室里作出决策。技巧上完美的计划书也可能包含漏洞,尤其可能存在对性工作者人权的侵犯,未经训练或者没有相关经历的人大多无法察觉。

作为一名社会运动家,我知道对性工作者来说获得拨款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如果还是由脱离相关背景的人来做关键决策,那么对性工作者的赋权运动将继续受阻。本基金存续的目的就是为帮助性工作者建立并管理自己的网络,在组织里开展自己的行动。即言,自主权是性工作者项目成功运作的关键。”

在扭转关于金钱决策的权力态势时,红雨伞基金及其他类似的基金挑战了非政府组织及基金会内部运用的问责制。

基金会希望受助者对他们负责,但确保基金会对其支持的小组负责同样也很重要。

作为基金里负责日常管理的协调员,我知道我们同伴领导的管理架构如何重新将责任的重心转向所支持的运动。其他基金会可能会花上数年时间来评估和调整他们的拨款实践和工具,而红雨伞基金里的性工作活动家对于可能会阻碍我们改进工作的繁琐论证没有兴趣。他们是对的,如果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将事情做得更好,为什么要等呢?

当我们的计划失败,或者沟通不顺畅时,我能及时收到反馈,因为性工作者团体直接参与了我们的计划。例如,我们改变甄选标准,以确保资金不足但富有经验的小组和网络在支持新组织时能用他们的知识、经验及合作来申请拨款。

我们经常被性工作者问及决策程序和优先项目,以及受助者的最终甄选问题。这可以让我们保持警觉,促使我们提高工作的透明度、证明文件及交流沟通的完整性。

一项资金极度短缺的运动不会浪费一分钱。

把拨款使用方纳入有关金钱的决策过程违反了慈善业一直以来的主流观点,它强调的是‘金钱的价值’以及‘影响的效率’。但把饱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群体纳入决策过程则会增加这些领域中活动的成功概率。

与非政府组织或基金会传统拨款决策模式不一样的是,红雨伞基金在拨每一分钱之前就茁壯了性工作者权益运动,并确立领导力,因为性工作者在该机构的建立过程扮演了关键角色。

正如同行评审小组的一名性工作者告诉我的,“归根究底,这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理应站在最前线,对所有影响我们自身权益的事务作出决策”。

作者:红雨伞基金 Nadia van der Lin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