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4月

为什么性工作应被除罪化?

性工作(也就是许多人所认知的卖淫)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主题,而且这些争论往往与人口贩卖有关。在大部分的话语中,区分人口贩卖与性工作这两个概念的界限似乎已不复存在。

歧视、侮辱、暴力和疾病——这些是许多国家的性工作者经常要面对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并非这些问题是他们的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是因为社会对他们加以谴责并视其工作为犯罪。

肯尼亚锡卡 (Thika) 有一名17岁的女孩,她因为从事性交易而被当地警方逮捕。女孩被关押在一间拘留室。该警局局长命令一名警员在第二天早晨把女孩送至他的处所。警局局长对她进行了多次强奸。每一次警局局长强奸完女孩以后,她才可以回到原来的拘留室。另外两名警官以同样的方式对女孩实施了强奸。最后,女孩才被释放。

你可能认为性工作很怪异,这一点我能想象。如果你知道 85% 的红灯区女性性工作者是身不由己的,那么你诧异为什么荷兰仍然允许红灯区的存在也就可以理解了。如果你听到的只有剥削和虐待,那么你很可能会反对性工作,这一点我也能想象。我甚至能理解,从宗教和性价值观的角度看,你可能会觉得有些人竟然利用性服务来赚钱,简直不可思议。在主流媒体大肆渲染这类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认同主流媒体的观点。在我对性工作获得新的认识之前,我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

2015 年 6 月。这是我第一次与红雨伞基金协调员 Nadia 通电话。Nadia 告诉我,红雨伞基金的宗旨是为性工作者提供资助,以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这使我联想到我曾看过的一部荷兰语纪录片,片名叫做“Jojanneke in de Prostitutie”(《性工作者 Jojanneke》)。这部本应该是讲述性工作的纪录片,展示给我的是让我满脑子联想到人口贩卖的种种生存境遇。我当时就想,为什么有人会支持像性工作这样不堪的职业呢?于是我做了一些研究。出乎我意料的是,原来我的怀疑竟是幼稚和无知。于是我将无知变为有知。

很快,我就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性工作除罪化的坚定倡导者。可是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性工作的“不堪”之处在于性工作者获得的不堪待遇,而不在于性工作本身。

那位肯尼亚锡卡女孩的故事只不过是我在开放社会基金会报告中读到的肯尼亚性工作者遭遇暴力和虐待(2008年)的一个小案例罢了。在肯尼亚另一座城市基苏木,高级警官直接侵犯性工作者是常有的事。一名女性性工作者被一名警察关押在其家中并遭受多次性侵。四天后,该警察逮捕了另一名受害者接替她的位置,她才得以获释。女警官对待性工作者的方式也好不到哪里去。她们不准被逮捕的性工作者行走,只许她们爬行,并强迫她们表演脱衣舞,以此来羞辱她们。她们一般无床可睡(只能睡在地上),也吃不到像样的食物。晚上这些警察还匪夷所思地要命令她们用混杂着尿液的水擦地。

'Only rights can stop the wrongs.' Credits: Dale Kongmont, APNSW

“只有权利可以制止不法行为。”鸣谢:Dale Kongmont, 亚太地区性工作者网络 (APNSW)

这些行为并非肯尼亚所独有。警察和客人对性工作者的强奸和暴力行为在许多国家都司空见惯。性工作者经常被人赶出所在社区,也无法获得医疗服务。例如柬埔寨的性工作者是买不到 HIV 药物的。如果说连最脆弱的 HIV 群体都无法得到任何帮助,我们真能解决全球性的艾滋病问题吗?我认为不能。有一位性工作者表示,为了让她的孩子晚上有饭吃,她不得不接受两美元一次的性服务。在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欠缺的情况下,除了接受低价,她别无选择。

这些故事触及了我的痛处。凡是面对不公正,我总是被深深地触动。这个问题实际上很简单:人们如此地不尊重性工作者,不把他们视为值得尊敬的人类一员。如果社会不接受你,你也没有太多的钱,你的工作还被视为违法工作,那么你的处境就十分脆弱了,成为暴力和剥削的受害者就是必然的。

为什么性工作会遭遇如此逆境?

性工作是“两个人之间自愿有偿的性交换。”在我看来,这并没有什么错。如果无偿的性可以接受,为什么有偿的性不可以接受?还是我们太介意自愿两字,而这两个字并不经常与性工作联系在一起?我们都知道人口贩卖罪大恶极。但是,将性工作刑事化,我们就会造成一个极难区分是非的“地下世界”。这样做不仅会伤害到那些自愿从事性工作的人,还会伤害到——甚至更多地伤害到——那些身不由己从事该工作的人。这个已经存在的地下世界就会发展壮大,导致真正被贩卖的人无迹可寻。在这样一个地下世界,权利是不复存在的。这个世界就连救援者也很难企及。在这样一个世界,性工作者更容易成为毒瘾、暴力和疾病的受害者。

艾滋病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仅在坦桑尼亚、中国这样的国家,就连在美国,性工作者携带避孕套就足以使他们成为警方抓捕的对象。

如果为了养活你的孩子而必须在被逮捕和在不使用避孕套的情况下冒风险工作之间进行选择,你会怎么做?

可想而知,其后果是很多性工作者就不会使用安全套工作了。

An honor to sex workers all over the world, statue Belle in Amsterdam. Source: Mariska Majoor

建于阿姆斯特丹的铜像 “Belle” (意为“美女”),其基座上的铭文为“向全世界的性工作者致敬”。 资料来源:Mariska Majoor

有人说,应该用“正常工作”来取代性工作。就连 Kate Winslet 和 Meryl Streep 这样的大牌女演员也这么认为。她们反对大赦国际 (Amnesty International) 最新的除罪化政策。如果忽略一个事实——即有些性工作者确实享受这份工作,那么那些生活在金钱堆中的好莱坞明星们就很容易出此言论了。想想那个为了让孩子有饭吃就接受两块钱服务费的女人吧。在一个就业机会短缺的国家,她将如何找到“正常工作”?诸如贫穷、缺乏教育、不健康和社会地位低下之类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选择的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对性工作的替代只有在经济允许的时候才是可行的,而且必需是性工作者所期望的。

迫使性工作者在纺织厂从事 12 小时制的轮班工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只能获得微薄的收入,这种做法绝对是不可取的。这样做相比性工作更像是人口贩卖。那些打着所谓的“拯救行动”大旗的非政府组织应该感到羞愧。那个想给她的孩子饭吃的女人最需要的是人权和安全保障。

大赦国际曾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的女主人公以性工作者的身份讲述她的工作、收入以及她是如何通过这份工作让她的几个孩子摆脱她那有暴力倾向的丈夫的故事。这让我想起我曾经与 Marjan Wijers 进行的一次采访。Marjan Wijers 是荷兰《De Groene Amsterdammer》周刊的一名人口贩卖和性工作研究员。她说:

“女权主义者应该站出来为性工作者争取权利。强加在性工作上的污名关系到每一名女性。因为这种污名让保护女性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要取决于名誉和贞节这种观念始终无法泯灭。

有什么比一个女人保护其子女免受暴虐父亲伤害更伟大呢?这种行为不应该遭受歧视或招致牢狱之灾,而是应当得到尊敬。

Eva Jansen 为红雨伞基金撰稿

本文原文为荷兰语。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