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Apr

我们真的在聆听吗?

今年1月,全球妇女基金(GFW)联合南亚妇女基金(SAWF)在美国旧金山组织召开国际人权资助者小组会议(IHRFG),会议期间就反人口贩卖活动资助议题的讨论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资助机构重视。反对贩卖妇女全球联盟(GAATW)在其近期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中罗列了各种反人口贩卖活动资助及其资金去向。该项研究的结论中有一点最让我感到震惊,就是一方面有大笔资金流入了全球各项反人口贩卖活动,一方面是绝大多数人权资助者在该问题上的相对缺位、甚至不愿意参与,这就构成了一个悖论。这让我产生质疑:在设定资助对象优先顺序时我们到底在听谁的?

南亚妇女基金执行主任 Tulika Srivastava 也表达了对该悖论的关注,她还补充说,虽然人口贩卖常常被视作一个主要威胁妇女和女童的问题,但许多妇女权利组织和女权活动家并没有积极参与反人口贩卖活动,原因就是人口贩卖和性工作往往被视为难分彼此的概念,而且相关话题敏感性很高,围绕该话题的争论呈两极分化。

“这一切都取决于谁对穷人、特别是贫困妇女及其流动性和决定拥有控制权。”Tulika 阐释说。“什么对他们有利,什么对他们不利,由谁说了算?”

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聆听资助对象的声音?

虽然2000年联合国通过的《人口贩运协定书》(UN Protocol)和国际劳工组织(ILO)近年通过的《强迫或强制劳动协定书》(Protocol on Forced Labour)促成了一些保护工人权利的努力,但在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反人口贩卖行动仅限于突袭妓院等声称“援救”被贩卖妇女的活动。反对贩卖妇女全球联盟对此类举措的有害影响(包括骚扰、虐待和任意拘留以性工作作为收入来源的女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其视为“附带损害”。有许多报道(如这里这里)对发生在一些更像监狱的康复中心和收容所的虐待事件进行了记录。泰国的性工作者是这样定义警察突袭和“救援”行动的:“只见一帮警察后面跟随着几台电视摄像机和记者,一群女子坐在地板上,不敢把脸朝向摄像机,眼睛像犯人一样被蒙了起来,然后被带走关押……我们获释以后,大多数人都会欠一屁股债,为了还债,又回到老本行。”(资料来源: 《Bad Girls Dictionary》(《坏女孩字典》),作者:泰国赋权基金会(Empower Foundation),出版时间:2007年)虽然被关进收容所的性工作者也有接受替代工作培训的机会,但很多培训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或者不现实,这方面的证据有很apnsw logo sewing machine多。这甚至促使亚太地区性工作者网络(APNSW)特意设计了一个中间有一部缝纫机并划一斜杠的徽标。印度的性工作者则制作了一部短片,将其取名为 《拯救我们脱离救星》。而美国的执法者则大肆利用反人口贩卖的幌子逮捕大批性工作者、特别是黑人性工作者和跨性别人士。

所有这些都表明,人权资助者需扮演重要角色,以确保所有劳动者的人权得到保护,而无论劳动者的工作性质、场所和法律地位如何。

有趣的是,尽管许多人权资助者对这一话题继续保持沉默,女权运动对该话题的态度也仍然存在分歧,但在全球范围内,各界对性工作除罪化(包括将其视作制止性产业中的暴力、剥削和人口贩卖的必要手段)的支持近年来呈向上的趋势,其中包括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近期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明确支持。面对人口贩卖这一全球性问题,人权资助者的回应为何如此之少呢?各人权资助者在国际人权资助小组会议上的讨论表明,该话题被普遍认为“太有争议”、“热度过高”、“太复杂”或“过于敏感”。有人跟我分享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项目经理提议把拨款范围扩大到这一领域,但遭到了董事会的反对,因为董事会认为最好不对性工作有关的问题“采取立场”。

Tulika 也透露她所在的基金(南亚妇女基金)近期原本也不打算涉足这一复杂的争议漩涡之中,但还是卷进来了。“在相关会议上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女性性工作者或家政工人获援救的故事,大概她们是被认定为遭到贩卖了。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种所谓的‘援救’实际上会对相关人员产生很大的风险——比如虐待、劳动条件差和收入较少等。对那些“获援救”的女性而言,这并不划算。”南亚妇女基金的一个重要体会是:性工作除罪化和性工作者的自我组织是终止人口贩卖活动行之有效、综合方法的必要组成部分。

“我曾经认为,凡是性工作者都是受害者。”会议结束后,另一个妇女基金的主任向我如是透露。

作为红雨伞基金这个由性工作者领导、为性工作者设立的全球性基金的一名协调员,我对性工作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这种把一切性工作者视为受害者的做法很常见,但没有效果,而且事实上还有危害,因为它剥夺了性工作者的作用和发言权。红雨伞基金四年来的拨款经验告诉我们,全球性工作者维权人士的重心应该是结束性工Save us from saviours作者日常遭受的暴力和侮辱。性工作除罪化就是一项可使性工作者保护自己不受暴力和剥削的危害、并在需要时寻求正义的重要策略。正如那句老话:只有权利可以制止不法行为。

 

几年前与我交谈过的一位孟加拉国女性性工作者让我对性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她在孟加拉国最大的性工作场所之一以性工作谋生。最初,为了照顾孩子和母亲,她搬到城里打工。她没有积蓄,没有学校文凭,甚至连正式的工作经验也没有。

“我本来会变成捡破烂的或要饭的。”她告诉我,“但性工作让我赚了更多的钱,给了我更多的工作自由,我可以在适合我的时间工作。这样我可以照顾我的孩子,送他们上学。我一般在晚上工作。”

虽然她对人权之类的概念没有先验认识,也由于当地人对性工作者严重的污名和歧视而无法获得适当的医疗服务,更无法在遭受暴力以后寻求正义(因为当地警察就是最主要的施暴者),但她是我见过的最自信的女人之一。虽然该国的立法者和大众媒体会努力让你相信事情并不是这么回事,但她不是一个受害者。

虽然女权主义者对性工作合法性的争论永无休止,但那些以提供性服务作为工作的人显然是根据自身情况做出了自己的最佳抉择。就像你我一样。在当今世界,贫困会大大限制人们的工作选择。女人或者跨性别人士的身份会限制他们的工作选择一样。未受过正规教育或未获得更高学位同样如此。甚至连少数民族的身份也会有影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作为人权资助者,我们拥有资金来促进变革。

我们要想资助经历过被贩卖或其它形式虐待或剥削的人士,性工作者及其社群组织往往是第一个资助群体。但我们的研究表明,真正支持其工作的资助者寥寥无几。

回到我刚才讲的故事,是什么让那位曾经认为凡是性工作者都是受害者的主任改变了看法呢?“我见了一位性工作者,并聆听了她的亲身故事。”她坦承道。我们这些人是否也真正聆听过各类基金的保护对象的心声呢?

Nadia van der Linde,红雨伞基金协调员

 

本文最初发表在《Alliance Magazine》杂志的博客上,请点击这里查看。